汤中立，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，今年92岁。矿产勘查专家，矿床地质学家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，怀着“为祖国找矿”的坚定信念，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——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，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“镍都”，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铂的局面。他提出的“小岩体成大矿”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，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，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。
“我现在‘野心很大’，但时间不多了”
汤中立：我现在“野心很大”，但是时间不多了。我现在想的是铜、镍、钴等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，我们国家需要这样一个贡献。
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与时间赛跑的急迫。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，每个工作日，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，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，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，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。传统冶金、装备制造需要镍，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，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。国家所急，便是他心之所向。
汤中立：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达到3000万辆，明显改变了世界的气候，我很关注这个问题。新能源大概是这几种元素：镍、钴、锂，还有氢气，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、钴的资源。搞地质的人，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，这是我们国家集体的荣誉。
矿业的链条，漫长而沉默，让人们常常忽略这“面朝厚土”的行业。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，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。
“我为什么要学地质？给国家找矿！”
时间拨回1952年，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，考入北京地质学院。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、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，汤中立更加清楚，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。
汤中立：抗日胜利以后，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，家里是上无片瓦、下无立锥之地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学地质？高中那时候好多校友都跟我们年轻一代的宣传：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人。我这个思想很扎根，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，给国家找矿！
开学典礼上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，让汤中立着迷。他说，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“土地公公”“土地婆婆”。如此接地气，却又情真意切。“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？”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，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。
汤中立：毕业实习的时候，在山西五台做1: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，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，制图谁谁谁，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，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填了自己的名字，很感到自豪。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地质工作，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。
“镍矿出来了！高兴得不得了”
那时候的新中国，百废待兴。镍，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，飞机、雷达、机器制造……样样离不开。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万吨的镍矿储量；甚至有种说法，进口一吨镍，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。沉重的资源枷锁，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。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，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；而汤中立与镍矿，也自此结缘。
汤中立：我大学毕业就分到祁连山地质队，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。1956年，我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出野外去找矿。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……
汤中立：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。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，给国家找矿！我热爱这个事儿。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就肯定能成功，早晚的事！
